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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巴特的時裝符號思想研究
時間:2021-03-06   瀏覽:866

羅蘭·巴特的時裝符號思想研究

肖朝陽

引 言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讓結構主義的出現與繁盛成為可能,多數結構主義思想家都深受其影響。作為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將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論運用于法國大眾文化分析。在巴特看來,任何符號系統都可成為符號學的研究對象,無需考慮它們的材質與界限。這種“泛符號學”觀點把符號學的研究拓展到各種領域,一切文化現象都可成為符號學的分析對象,例如時裝、家具、飲食、摔跤,等等。巴特將自己的整個符號學思想分為三個階段:語言階段、科學階段、文本階段。其中“科學階段”指的是巴特一度沉迷于符號學的科學性,堅信能夠創建一種符號科學,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碼》(簡稱《流行體系》),這是一本以科學方法、形式化語言描述和分析時裝的專著。該書是巴特繼《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之后再次對大眾文化展開的更系統、更深入的研究,只是這次他將目光聚焦于時裝雜志上,這部作品的寫作、研究過程都遠遠超過他的其他作品,從開始寫作到出版共耗時近十年,可以說傾注思慮頗多。巴特本人對此書似乎格外看重:“在1957年和1963年間我對最富意指性的對象‘時裝’做了符號學分析。那本書是非常個人化的、禁欲主義式的,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對一種人們熟知而尚未被分析過的語言結構之文法進行詳細構造。”由此看來,巴特對其時裝符號分析頗為自得,因而可以把時裝符號學研究作為巴特符號學思想的重要領域。

01

三種時裝的釋義

《流行體系》的研究對象是法國1958年6月至1959年6月間最流行的兩本時裝雜志《她》(Elle)和《時裝苑》(Le Jardindes Modes)中描繪服裝的文字。針對時裝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巴特根據通訊媒介的性質不同將服裝分為三種類型:真實服裝、意象服裝、書寫服裝。所謂真實服裝指穿在人身上的物質材料,巴特認為這與時尚無關,在言語之外,真實服裝不涉及任何有關流行的本質。意象服裝主要指以圖像形式展示出來的服裝,能夠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感官刺激。書寫服裝是指時裝雜志用語言形式描述的服裝,其實體是語詞,如“一條腰帶,嵌著一朵玫瑰,系在腰間,一身柔軟的天鵝絨洋裝”就是書寫服裝。但是,巴特強調書寫服裝的結構同一般的語法結構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不能將二者等同。若將服裝和話語視為等同,那么變更話語中的術語將同時變更描述服裝的特性,但事實并非如此。比如雜志上“夏天穿山東綢”一句,改寫為“山東綢與夏日同在”,其意義不變,這對理解服裝沒有影響。在這三種服裝中,真實服裝是意象服裝與書寫服裝的基礎,意象服裝與書寫服裝結構上有差別,但都能脫離真實服裝構成一個獨立的符號體系。巴特最初的研究設想是構建真實服裝的語言結構,但最終放棄了與社會世事關聯更為緊密的真實服裝,轉而研究書寫服裝,作出這種選擇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列維·施特勞斯的啟示。他在1971年透露:“根據列維·施特勞斯私下告知的一條意見,我決定采取勻質的研究素材,只談論書面的符號(時尚報刊上的描述)。”施特勞斯意見的具體內容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不得而知,不過這個意見讓巴特很受啟發,讓他更加確信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其二是巴特嘗試將索緒爾能指與所指理論應用到服裝研究上遇到了困難。因為服裝是一個連續的整體,要分離出能指就得找出服裝中最小的意指單元,而如何切割這個連續的整體,巴特始終沒能找到一個恰當的方案。再者,所指方面也沒一個客觀上的明確性。因此,從“能指和所指這兩個角度來看,衣服(同時,所有外于語言的符號體系也是一樣)都像是個模糊的對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回顧索緒爾“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的觀點,意識到唯有語言的介入(只有把言語行為和語言系統加以區分)才能抵御住現實的動蕩變化,才能得到穩定的研究對象。因此開展符號學研究的辦法就是把符號學視為語言學的延伸,把符號現象作為一個語言文本來處理。

索緒爾把語言視為最典型的符號系統,認為對語言的研究是符號學的一大分支。但巴特認為,實際生活中找不到語言之外的廣泛的符號系統,交通標志這種簡單的信號裝置或許不需要語言幫助,但更具社會性的復雜系統總是離不開語言,各種工業產品都經由語言轉化成符號系統,因此符號學研究的對象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語言,與其說語言學是符號學的分支,毋寧說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一切非語言現象都可以作為語言分析的對象,例如服飾、飲食、家具等這些非語言符號現象都具有語言符號的特點。因此,巴特再三強調:“一旦接觸到具有深刻社會學含義的系統,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馬上遇到語言……每一種符號系統都滲有語言成分。”就時裝而言,巴特發現時裝雜志中的文字書寫已經切分開服裝的能指與所指,“出于符號學課題復雜性和一定規則的考慮”,最終巴特選擇“書寫服裝”作為其符號分析適當的落腳點。隨后,巴特就“書寫服裝”的轉換過程、意義生產機制以及它如何制造流行神話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

02

時裝符號意義的生產機制

《流行體系》全書分為“流行體系序論(符號學方法)”和“流行體系分析”兩個部分,前者是理論方法闡述,后者分析具體的服飾符碼與修辭系統。在符號學方法這一部分中,巴特論述了“書寫服裝”的形成過程。他認為任何特定的服裝(如一條長裙、一條腰帶)都由技術的(technologique)、肖像的(iconique)、文字上的(verbale)這三種結構的運作模式組成。他提出“轉換語”概念以解釋真實服裝如何轉化為書寫服裝。轉換語是指將一種結構轉換為其他結構,或者是將一種符碼轉移至其他符碼。這種轉換就是“轉形”(transformé),“在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的社會里,時裝的流行在相當程度上要依靠轉形的作用”。三種不同的服裝形式之間的轉形需要不同的轉換語,從真實到意象、從真實到語言、從意象到語言之間的轉換語差異較大。從技術服裝到意象服裝,基本的轉換語為制衣紙板,其分析圖式用來指代服裝生產的流程,例如“這是一件開口至腰部的短衣”(轉換語:這是)。而從技術服裝到書寫服裝,基本的轉換語是一種縫制的過程,它通常是由一個文本構成,其目的不是要去描繪什么,而是要去做些什么,例如“把你的露背背心扣在背后”(轉換語:把你)。“第三種轉換是從意象結構轉化為言語結構,從服裝的表象轉向敘述”。由于時裝雜志具有同時傳遞肖像結構和文字結構的優勢,因此在結構轉換中可以省略轉換語,不需要式樣圖,只需將語言的首語重復就可完成轉換,要么以極度的方式,要么是以一種零度的方式,例如一朵玫瑰嵌于腰間(轉換語:零度的首語重復)。正是這樣三種不同結構的運作模式,它們之間才得以保持明顯的區分。

在“流行體系分析”這部分,巴特從服飾符碼和修辭系統兩個方面展開分析。關于服裝符碼討論,他分為能指的結構、所指的結構和符號的結構三種類型。

(一)能指的結構

在能指的結構分析上,巴特將雜志對服裝的描述當作服飾符碼的能指,并假定它存在一個獨立的意指作用的單元內,從而試圖探究服裝的意義是如何產生的。巴特將服飾符碼的意指單元分為對象物(objet visé)、支撐物(support)和變項(variant)三個部分。其中,對象物和支撐物為物質性的實體,二者在實體上的關系密切,有時支撐物包含于對象物當中,成為對象物的一部分(如衣袖和羊毛開衫)。在服飾的意指作用中,對象物與支撐物之間卻存在較大的區別。例如在“一件寬松的罩衫會給你的裙子以浪漫的外表”中,罩衫和裙子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接受意指作用的只有裙子,而罩衫只是一個中介物,起支撐涵義的作用,自身既不產生意義也不接納意義。在母體鏈中,支撐物(罩衫)僅起到傳輸的作用,即將接收到的各種意義傳遞給對象物,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裙子的質料也毫無意義,不起作用,卻是裙子浪漫情調的寄托之所。與支撐物相比,巴特認為對象物更接近于“形式”,盡管它在質料上與支撐物無法共存并處,但如果將罩衫(支撐物)的寬松性(質料)剝去,這件裙子的浪漫色彩也將隨之消失,重新回到毫無意義的狀態。究其根源在于服裝與語言不同,自身不具備意指作用,但語言可以指涉任何事物,基于這種事實差異,意指作用的支撐物成為流行體系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操作概念。變項是指一種變化或特征說明,不涉及物質性,變項的存在取決于文字系統的差異性,例如長度單位的變項包括長和短,上衣的變項包括敞開和閉合等,時裝系統或聚合關系中的每一處差異都可稱為變項。在巴特看來,變項的豐富變化帶來流行能指的不斷變化,一個支撐物可以對應多個變項,這樣也帶來了不同系統的變化。如裙子的基本形式是不變的,但其長短、軟硬、厚薄等細枝末節可以任意地來回變化,其中的變化并沒有變得不易識別。在服飾的意指作用中,對象物、支撐物、變項這三種要素是同時存在的,語段上三者是個統一的整體,不可割裂,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可用公式將其表述為:服飾符號的意指=O(對象物)+V(變項)+S(支撐物)。例如:“一件套頭毛衣有一個閉合的領子”≡莊重正式(≡:同關系義)。“對象物”是毛衣,作為差異性的“變項”是閉合,它區別于敞開而存在,“支撐物”領子是毛衣的一部分,這種表述足以闡釋意義發展經過的所有階段,意義直接與衣服的改變相關,當流行涉及閉合的領子時,就不必再涉及衣服的其他部件,相對領子和它的閉合狀態之間的區別,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然而這件衣服所擁有的意義只是曇花一現,如果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剝去領子的“閉合”性,這件毛衣的“莊重正式”色彩也將消失殆盡,重新回到毫無意義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流行的脆弱性除了跟季節相關外,同時還表現在言語用詞的持續過程之中,這個過程中的細枝末節變化就足以改變整個結構。在母體鏈中,對象物,支撐物和變項三個部分的自由組合給服裝語言修辭的表達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保證了時裝集團總能不斷聲明最新的時尚即將到來,同時使得任何流行預測的現實化過程充滿風險,因為流行體系不斷變化的同時又總在回歸。

與其他兩種服裝相比,書寫服裝不再有實用或審美上的功能,只具有純粹的傳遞信息的功能,那么在意義交流模式中,如何發現這些意指單元呢?巴特提出了一個“對比替換測試”的模型。所謂對比替換測試是指人為地替換整個結構中的某個術語,然后觀察這種替換是否引起結構變化或閱讀變化,例如雜志上的“印花布衣服贏得了大賽”,可用某種藍色來替換“印花”,最后發現從印花到藍色的轉換中,可能包含著社會性別的轉換,即從女性到男性的轉換。也就是說,衣服的變化可能將伴隨著世事的變化。然而,巴特發現雜志上的許多表述并未涉及世事情境或個性特征,只是簡單描述服裝本身。巴特認為一件衣服的不同描述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傳遞某種流行的觀念,抑或是同流行時裝保持步調一致。在那些服裝與世事不相關的情況下,蘊含的是服裝與流行的關系。例如“胸系帶系于背后,領子系成小披巾狀”表示流行,如果將句中的“背后”替換為“前面”,那么它將不再流行。在表述功能上,巴特認為流行始終是內隱的,顯得模棱兩可,流行既不會生產服裝也不會建立某種功用,純粹是種價值觀。簡而言之,巴特根據書寫服裝的“對比替換測試”檢驗結果的不同,將書寫服裝分為A組(服裝與世事)和B組(服裝與流行)兩種類型。

(二)所指的結構

在解讀A組和B組這兩種類型之前,有必要再次提及巴特對索緒爾語言符號學觀點的修改。巴特認為非語言符號與語言學符號模式是相同的,語言學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非語言符號也由能指與所指構成,但他很快發現這種能指不是語言符號能指即聲音,“能指的實體始終是物質性的”,即皆為具體的、物質的、可數的、可視的。所指方面,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所指是“概念”,帶有心理研究的痕跡。對此,巴特更青睞斯多葛派對所指的定義。斯多葛派的哲學家們將所指細分為心理表象、實在事物和可言者(dicible)三種類型。在這三種類型中,巴特認為所指是那些可用來言說的東西,而非心理表象和實在事物,因為所指的定義不可脫離意指過程的內部。如此看來,所指是一個純功能性定義。

巴特將修改后的能指和所指概念用于分析各種非語言文化現象。在具體的時裝系統中,巴特將服裝能指看作是一種中介物,即具體的、物質的、可數的、可視的等特征;而所指則是那些可言說的東西即世事或流行。根據符號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意指關系,巴特將書寫服裝分為:A組(服裝與世事)和B組(服裝與流行)兩組意指關系。對A組(服裝與世事)來說,服裝是能指,世事是所指,主要指服裝的樣式、布料、顏色的變化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場合、職業、狀態、方式等世事的變化。在B組(服裝與流行)中,服裝是能指,流行是所指,主要描述服裝的布料、顏色、樣式的變化,或者是對某種價值的肯定,而不關乎任何世事情境。如此看來,A組和B組的區別主要就在所指之間的區別。在A組中,所指(世事)有其自身的表達方式;而在B組中,所指(流行)與能指是同構的,它們是同時“被言說的”,也就說,所指不能脫離其能指而存在。因此,巴特只對A組的所指結構進行分析,并將它細分為平常單元和獨創單元兩種類型。所謂平常單元是變動和重復的,例如:下午、晚上、春天、雞尾酒會,可能是衣服穿著時真實功能的寫照。獨創單元通常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意象,意味著一個夢幻般的世事……充滿著復雜的、喚起的、罕見的和難忘的偶遇”。巴特以平常語義單元的句法為例,將其分為AUT關系、ET關系和VEL關系。其中AUT關系是指所指結構相互矛盾的關系,如“條紋法蘭絨或圓點紋布,取決于早晨穿還是晚上穿”。在這個句子中,通過能指變化來判定所指是“早晨”還是“晚上”,只能二選一。ET關系是一種累積關系即“綜合了各種獨特的、實際的、偶然的、經驗的情境”。如“這件絲綢旗袍適合夏天在蘇州穿”由限定詞“蘇州的夏天”限定。VEL關系既是矛盾的,同時又是包容的。例如“一件適于城市或鄉村穿的毛衣”。其所指“城市或鄉村”是對立的,但能指“毛衣”是不偏不倚的。經過深入地分析后,巴特發現所指結構從AUT關系到ET關系或VET關系的轉化,形成了相關對立的中性化。中性化系統是通過流行所指結構中建立起來的,巴特將這個系統比喻為金字塔,其基底是由大量相關對立組成的(早晨/下午;夏天/冬天/秋天/春天;城市/鄉村/山區;隨意/正式;大膽創新/樸實無華,等等),而其頂端,只有幾個對立(白天/夜晚;戶外/屋內)。從基底到頂端是中性化轉換的整個場所。所指系統從AUT關系到ET關系或VET關系的轉換是在中性化的影響下更改其內部結構,形成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巴特強調“意指作用在一段時間內是強烈的,但在持續期卻趨于崩潰。然而,它又并未完全分解:它屈服了。這意味著,流行實際上擁有一個雙重的所指體制:在語段上各不相同,變化的,特殊的所指,一個充滿著時間、地點、場合和特征的豐富世事;在系統層面上的零星所指,以強烈的‘普遍性’為標志。”

(三)符號的結構

在符號的結構分析上,巴特強調服飾符號不是服飾能指或所指單方面起作用的結果,而是它們之間關系的表現即意指關系作用的結果。簡言之,服飾符號的意義是經由能指和所指關系來確定的,關系中的任何單一要素都不能確定。“意義是復合的,不是單一呈現的”。換言之,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應該對服飾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要素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索緒爾看來,最初語言符號的基本特征是任意的、無理據的,一旦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建立后就約定俗成,之后便不可輕易變換,因此語言符號又是有理據的。然而,在流行體系里,巴特發現時裝符號與語言符號存在較大差異。時裝符號在語言結構中是任意性,它不受社會規約的限制,而是憑借時裝集團的絕對權威,或者,在書寫服裝中,受時裝雜志編撰的約束。在流行結構上,時裝符號的產生并不是逐漸演變的,它的產生是突然的,不在每年規定的范圍內運作。在流行的時間上,時間的線性被打破,遵循錯綜復雜的循環時間,不再受到時間的限制,它是永恒的新。在流行系統中,時裝符號即便脫離了時尚語言系統,它仍然具有交流的權力,因為不時尚也是流行符號網絡體系中的一部分,這除了在道德上帶來羞辱感外別無其他。因此,巴特說:“流行是至高無上的,其符號是武斷隨意的。”如果說語言符號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契約行為,那么流行符號就是一種武斷的專制行為,這種流行符號的專制行為使其發展出了一套較完整的規則和事實修辭體系。

03

時裝修辭系統的分析動機

《流行體系》中對修辭系統的分析,可看作巴特《零度寫作》和《神話學》相應分析的延伸和拓展,且相比之下更為系統。巴特借用葉爾姆斯列夫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理論,分析書寫服裝的層級關系。葉爾姆斯列夫將符號系統分為表達層(E)和內容層(C),它們之間的關系用R表示,這個符號系統可表示為ERC。在時裝符號系統中,巴特將表達層看作能指,將內容層視為所指,能指與所指組合的第一系統為真實服裝,若第一系統的符號作為第二系統的所指(C)與能指結合構成新的符號,這是直接意指,若第二系統的符號作為第三系統中的能指與所指構成新的符號,則是含蓄意指。就此而言,含蓄意指的能指是由直接意指的所指和能指結合提供的,因此,含蓄意指符號的能指本身就是一個意指系統,圖示如下:

在《符號學原理》中,巴特將含蓄意指的能指稱為修辭學,其所指稱為意識形態。他指出:“意識形態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而修辭學則是含蓄意指的形式。”這個看法成為巴特文化意指闡釋的基礎,因為“文化意指(含蓄意指)分析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研究和修辭學研究”。在具體分析中,巴特用服裝修辭系統來取代含蓄意指,并將它細分為能指的修辭、所指的修辭、符號的修辭三個部分,這三種修辭擁有同一類型的能指和所指,前者是服飾寫作,后者則是流行理念。所以研究服裝修辭系統的關鍵就是分析含蓄意指:如果要分析流行理念則必須分析含蓄意指所指(意識形態),而要揭示含蓄意指的意識形態,就需要對形成含蓄意指能指的那個直接意指進行分析。總而言之,與語言系統相比,時裝修辭系統的結構較不穩定,它的能指是一種扭曲和變形,常常將意義偽裝起來以自然狀態呈現而不易察覺。

如果說時裝修辭系統的具體分析十分形式化與抽象化,那么巴特對時裝集團指導時裝修辭系統動機的論述則富有現實針對性。時裝集團殫精竭慮于時裝修辭系統,其最終目的可歸結到購買價值上。在《流行體系》的序言中,學者于范犀利地指出巴特將書寫服裝看作是制造流行的神話系統,具有明確的商業目的,其意圖并不是要提供一種制作時裝的樣式,而是突出了時裝交流信息的作用。巴特把時裝雜志看作制造流行的機器,而這種流行神話則是大眾傳媒通過文字修辭制造出來的“虛幻”現實,其根本目的無非是追求經濟利益。亚博提款可以秒到也許能從大量的時裝雜志或廣告中領悟到這一點,聰明的商家總是善于利用書寫服裝的修辭系統,給消費者輸入各種商品實用價值背后的各種符號意義,制造各種品牌的神話,引發人們自覺或非自覺地追求購買的欲望,從而使消費者找到一種屬于自我的感覺體驗或自我存在的“價值”。因此,時裝集團為了鈍化消費者精于計算的意識,它們不得不利用時裝修辭系統給時裝事物罩上一層神秘的意義面紗,從而給時尚主體帶來某種美好的幻想,體現了符號敘述的欺騙性。事實上,人類從頭至尾都在談論些虛假的、想象的事情。同時,巴特認為這種欺騙與生活水平息息相關。例如,對生活水平高的人而言,他們擁有更多的機會或渠道獲得最新流行訊息,這樣直接意指就能滿足他們重獲時尚的權力。相反,對經常買不起衣服人而言,直接意指在此將變得毫無意義,這時就需要含蓄意指系統來補償直接意指的無用性,含蓄意指的作用在于制造一個烏托邦的夢想。也就是說,越是生活水平較低的人,就越需要借助含蓄意指即華麗的、含混不清的辭藻達到真實與幻象的交換。如他所強調的,“一個功能越是神秘(通過將其偶然性夸大),它對符號的偽裝就越強,其功能越是要求絕對服從,符號就越要讓位于明顯經驗性的用途”。同理,一個符號的偽裝性越強,就越能體現物件功能的神秘性,服裝修辭給流行符號以現實的保障,同時為享樂觀念找到借口,它試圖用語言的虛假性本質來替代人造物品,從而制造一個消費神話。可以說,由語言修辭不斷建構出來的意義才是消費者購買欲望的內在推動力。

04

對時裝符號思想的評述

在《流行體系》中,巴特采用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分析服飾符碼,撇開了日常服飾活動中的具體社會情境與事件。這種把一切現象歸于語言的處理方法成為范式,之后的理論家不僅沿用了這種方法以進一步分析時尚,也用類似的方式用于其他符號系統,成為文化符號學者普遍選擇的一種研究范式。不過,這種研究范式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巴特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運用到時尚研究中,不涉及時尚的歷史淵源,也無意討論時尚對現實生活的意義,而是試圖把它從日常生活情境抽離出來,建構一個封閉的、理想化的時尚理論系統。這種脫離現實世界的結構主義方法有些可疑,就像布爾迪厄批評的那樣:“結構主義仍然與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卻假定自己獲得了認識事物的一個優越的位置。”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疏離讓巴特系統分析時尚符號卻錯失了對時尚符號化的批判,其后列斐伏爾正是由此入手批判時尚抽空主體的身體、拋棄內容,成為脫離現實服飾的純然符號。其次,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過于關注共時性。盡管共時性是文化與符號研究的重要角度,但正如“時裝”這一中文詞所示,關鍵在時間性或者說歷時性。而忽視歷時性難免“取消了時尚的本質,即短暫性”。最后,雖然巴特研究初始就區分書寫服裝與真實服裝,但實際研究中常常混淆二者,導致部分論述含混不清、難以理解。這或許由于他研究的既不是生活中的真實服裝,也不純粹是書寫服裝的語言,而是服裝向語言的轉化,是實物系統向語言符號系統的轉化。某種意義上,這種介于符號學與語言學之間的轉化研究背離了符號學對清晰性與形式化表達的訴求。

(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1.12-1980.3.26)作為法國思想家、社會學家、社會評論家和符號學家,因在《時尚的系統》(The fashion System1967年出版)一書中提出獨特的理論改變了時尚研究的走向而被冠以“時尚思想家”的美名。)

(花間挹香 2020-01-20分享收藏)

羅蘭·巴特的時裝符號思想研究

肖朝陽

引 言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讓結構主義的出現與繁盛成為可能,多數結構主義思想家都深受其影響。作為結構主義的重要代表,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將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論運用于法國大眾文化分析。在巴特看來,任何符號系統都可成為符號學的研究對象,無需考慮它們的材質與界限。這種“泛符號學”觀點把符號學的研究拓展到各種領域,一切文化現象都可成為符號學的分析對象,例如時裝、家具、飲食、摔跤,等等。巴特將自己的整個符號學思想分為三個階段:語言階段、科學階段、文本階段。其中“科學階段”指的是巴特一度沉迷于符號學的科學性,堅信能夠創建一種符號科學,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碼》(簡稱《流行體系》),這是一本以科學方法、形式化語言描述和分析時裝的專著。該書是巴特繼《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之后再次對大眾文化展開的更系統、更深入的研究,只是這次他將目光聚焦于時裝雜志上,這部作品的寫作、研究過程都遠遠超過他的其他作品,從開始寫作到出版共耗時近十年,可以說傾注思慮頗多。巴特本人對此書似乎格外看重:“在1957年和1963年間我對最富意指性的對象‘時裝’做了符號學分析。那本書是非常個人化的、禁欲主義式的,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對一種人們熟知而尚未被分析過的語言結構之文法進行詳細構造。”由此看來,巴特對其時裝符號分析頗為自得,因而可以把時裝符號學研究作為巴特符號學思想的重要領域。

01

三種時裝的釋義

《流行體系》的研究對象是法國1958年6月至1959年6月間最流行的兩本時裝雜志《她》(Elle)和《時裝苑》(Le Jardindes Modes)中描繪服裝的文字。針對時裝這種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巴特根據通訊媒介的性質不同將服裝分為三種類型:真實服裝、意象服裝、書寫服裝。所謂真實服裝指穿在人身上的物質材料,巴特認為這與時尚無關,在言語之外,真實服裝不涉及任何有關流行的本質。意象服裝主要指以圖像形式展示出來的服裝,能夠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感官刺激。書寫服裝是指時裝雜志用語言形式描述的服裝,其實體是語詞,如“一條腰帶,嵌著一朵玫瑰,系在腰間,一身柔軟的天鵝絨洋裝”就是書寫服裝。但是,巴特強調書寫服裝的結構同一般的語法結構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不能將二者等同。若將服裝和話語視為等同,那么變更話語中的術語將同時變更描述服裝的特性,但事實并非如此。比如雜志上“夏天穿山東綢”一句,改寫為“山東綢與夏日同在”,其意義不變,這對理解服裝沒有影響。在這三種服裝中,真實服裝是意象服裝與書寫服裝的基礎,意象服裝與書寫服裝結構上有差別,但都能脫離真實服裝構成一個獨立的符號體系。巴特最初的研究設想是構建真實服裝的語言結構,但最終放棄了與社會世事關聯更為緊密的真實服裝,轉而研究書寫服裝,作出這種選擇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列維·施特勞斯的啟示。他在1971年透露:“根據列維·施特勞斯私下告知的一條意見,我決定采取勻質的研究素材,只談論書面的符號(時尚報刊上的描述)。”施特勞斯意見的具體內容亚博提款可以秒到不得而知,不過這個意見讓巴特很受啟發,讓他更加確信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其二是巴特嘗試將索緒爾能指與所指理論應用到服裝研究上遇到了困難。因為服裝是一個連續的整體,要分離出能指就得找出服裝中最小的意指單元,而如何切割這個連續的整體,巴特始終沒能找到一個恰當的方案。再者,所指方面也沒一個客觀上的明確性。因此,從“能指和所指這兩個角度來看,衣服(同時,所有外于語言的符號體系也是一樣)都像是個模糊的對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回顧索緒爾“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的觀點,意識到唯有語言的介入(只有把言語行為和語言系統加以區分)才能抵御住現實的動蕩變化,才能得到穩定的研究對象。因此開展符號學研究的辦法就是把符號學視為語言學的延伸,把符號現象作為一個語言文本來處理。

索緒爾把語言視為最典型的符號系統,認為對語言的研究是符號學的一大分支。但巴特認為,實際生活中找不到語言之外的廣泛的符號系統,交通標志這種簡單的信號裝置或許不需要語言幫助,但更具社會性的復雜系統總是離不開語言,各種工業產品都經由語言轉化成符號系統,因此符號學研究的對象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語言,與其說語言學是符號學的分支,毋寧說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一切非語言現象都可以作為語言分析的對象,例如服飾、飲食、家具等這些非語言符號現象都具有語言符號的特點。因此,巴特再三強調:“一旦接觸到具有深刻社會學含義的系統,亚博提款可以秒到馬上遇到語言……每一種符號系統都滲有語言成分。”就時裝而言,巴特發現時裝雜志中的文字書寫已經切分開服裝的能指與所指,“出于符號學課題復雜性和一定規則的考慮”,最終巴特選擇“書寫服裝”作為其符號分析適當的落腳點。隨后,巴特就“書寫服裝”的轉換過程、意義生產機制以及它如何制造流行神話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

02

時裝符號意義的生產機制

《流行體系》全書分為“流行體系序論(符號學方法)”和“流行體系分析”兩個部分,前者是理論方法闡述,后者分析具體的服飾符碼與修辭系統。在符號學方法這一部分中,巴特論述了“書寫服裝”的形成過程。他認為任何特定的服裝(如一條長裙、一條腰帶)都由技術的(technologique)、肖像的(iconique)、文字上的(verbale)這三種結構的運作模式組成。他提出“轉換語”概念以解釋真實服裝如何轉化為書寫服裝。轉換語是指將一種結構轉換為其他結構,或者是將一種符碼轉移至其他符碼。這種轉換就是“轉形”(transformé),“在亚博提款可以秒到的社會里,時裝的流行在相當程度上要依靠轉形的作用”。三種不同的服裝形式之間的轉形需要不同的轉換語,從真實到意象、從真實到語言、從意象到語言之間的轉換語差異較大。從技術服裝到意象服裝,基本的轉換語為制衣紙板,其分析圖式用來指代服裝生產的流程,例如“這是一件開口至腰部的短衣”(轉換語:這是)。而從技術服裝到書寫服裝,基本的轉換語是一種縫制的過程,它通常是由一個文本構成,其目的不是要去描繪什么,而是要去做些什么,例如“把你的露背背心扣在背后”(轉換語:把你)。“第三種轉換是從意象結構轉化為言語結構,從服裝的表象轉向敘述”。由于時裝雜志具有同時傳遞肖像結構和文字結構的優勢,因此在結構轉換中可以省略轉換語,不需要式樣圖,只需將語言的首語重復就可完成轉換,要么以極度的方式,要么是以一種零度的方式,例如一朵玫瑰嵌于腰間(轉換語:零度的首語重復)。正是這樣三種不同結構的運作模式,它們之間才得以保持明顯的區分。

在“流行體系分析”這部分,巴特從服飾符碼和修辭系統兩個方面展開分析。關于服裝符碼討論,他分為能指的結構、所指的結構和符號的結構三種類型。

(一)能指的結構

在能指的結構分析上,巴特將雜志對服裝的描述當作服飾符碼的能指,并假定它存在一個獨立的意指作用的單元內,從而試圖探究服裝的意義是如何產生的。巴特將服飾符碼的意指單元分為對象物(objet visé)、支撐物(support)和變項(variant)三個部分。其中,對象物和支撐物為物質性的實體,二者在實體上的關系密切,有時支撐物包含于對象物當中,成為對象物的一部分(如衣袖和羊毛開衫)。在服飾的意指作用中,對象物與支撐物之間卻存在較大的區別。例如在“一件寬松的罩衫會給你的裙子以浪漫的外表”中,罩衫和裙子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接受意指作用的只有裙子,而罩衫只是一個中介物,起支撐涵義的作用,自身既不產生意義也不接納意義。在母體鏈中,支撐物(罩衫)僅起到傳輸的作用,即將接收到的各種意義傳遞給對象物,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裙子的質料也毫無意義,不起作用,卻是裙子浪漫情調的寄托之所。與支撐物相比,巴特認為對象物更接近于“形式”,盡管它在質料上與支撐物無法共存并處,但如果將罩衫(支撐物)的寬松性(質料)剝去,這件裙子的浪漫色彩也將隨之消失,重新回到毫無意義的狀態。究其根源在于服裝與語言不同,自身不具備意指作用,但語言可以指涉任何事物,基于這種事實差異,意指作用的支撐物成為流行體系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操作概念。變項是指一種變化或特征說明,不涉及物質性,變項的存在取決于文字系統的差異性,例如長度單位的變項包括長和短,上衣的變項包括敞開和閉合等,時裝系統或聚合關系中的每一處差異都可稱為變項。在巴特看來,變項的豐富變化帶來流行能指的不斷變化,一個支撐物可以對應多個變項,這樣也帶來了不同系統的變化。如裙子的基本形式是不變的,但其長短、軟硬、厚薄等細枝末節可以任意地來回變化,其中的變化并沒有變得不易識別。在服飾的意指作用中,對象物、支撐物、變項這三種要素是同時存在的,語段上三者是個統一的整體,不可割裂,亚博提款可以秒到可用公式將其表述為:服飾符號的意指=O(對象物)+V(變項)+S(支撐物)。例如:“一件套頭毛衣有一個閉合的領子”≡莊重正式(≡:同關系義)。“對象物”是毛衣,作為差異性的“變項”是閉合,它區別于敞開而存在,“支撐物”領子是毛衣的一部分,這種表述足以闡釋意義發展經過的所有階段,意義直接與衣服的改變相關,當流行涉及閉合的領子時,就不必再涉及衣服的其他部件,相對領子和它的閉合狀態之間的區別,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然而這件衣服所擁有的意義只是曇花一現,如果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剝去領子的“閉合”性,這件毛衣的“莊重正式”色彩也將消失殆盡,重新回到毫無意義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流行的脆弱性除了跟季節相關外,同時還表現在言語用詞的持續過程之中,這個過程中的細枝末節變化就足以改變整個結構。在母體鏈中,對象物,支撐物和變項三個部分的自由組合給服裝語言修辭的表達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保證了時裝集團總能不斷聲明最新的時尚即將到來,同時使得任何流行預測的現實化過程充滿風險,因為流行體系不斷變化的同時又總在回歸。

與其他兩種服裝相比,書寫服裝不再有實用或審美上的功能,只具有純粹的傳遞信息的功能,那么在意義交流模式中,如何發現這些意指單元呢?巴特提出了一個“對比替換測試”的模型。所謂對比替換測試是指人為地替換整個結構中的某個術語,然后觀察這種替換是否引起結構變化或閱讀變化,例如雜志上的“印花布衣服贏得了大賽”,可用某種藍色來替換“印花”,最后發現從印花到藍色的轉換中,可能包含著社會性別的轉換,即從女性到男性的轉換。也就是說,衣服的變化可能將伴隨著世事的變化。然而,巴特發現雜志上的許多表述并未涉及世事情境或個性特征,只是簡單描述服裝本身。巴特認為一件衣服的不同描述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傳遞某種流行的觀念,抑或是同流行時裝保持步調一致。在那些服裝與世事不相關的情況下,蘊含的是服裝與流行的關系。例如“胸系帶系于背后,領子系成小披巾狀”表示流行,如果將句中的“背后”替換為“前面”,那么它將不再流行。在表述功能上,巴特認為流行始終是內隱的,顯得模棱兩可,流行既不會生產服裝也不會建立某種功用,純粹是種價值觀。簡而言之,巴特根據書寫服裝的“對比替換測試”檢驗結果的不同,將書寫服裝分為A組(服裝與世事)和B組(服裝與流行)兩種類型。

(二)所指的結構

在解讀A組和B組這兩種類型之前,有必要再次提及巴特對索緒爾語言符號學觀點的修改。巴特認為非語言符號與語言學符號模式是相同的,語言學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非語言符號也由能指與所指構成,但他很快發現這種能指不是語言符號能指即聲音,“能指的實體始終是物質性的”,即皆為具體的、物質的、可數的、可視的。所指方面,索緒爾認為語言的所指是“概念”,帶有心理研究的痕跡。對此,巴特更青睞斯多葛派對所指的定義。斯多葛派的哲學家們將所指細分為心理表象、實在事物和可言者(dicible)三種類型。在這三種類型中,巴特認為所指是那些可用來言說的東西,而非心理表象和實在事物,因為所指的定義不可脫離意指過程的內部。如此看來,所指是一個純功能性定義。

巴特將修改后的能指和所指概念用于分析各種非語言文化現象。在具體的時裝系統中,巴特將服裝能指看作是一種中介物,即具體的、物質的、可數的、可視的等特征;而所指則是那些可言說的東西即世事或流行。根據符號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意指關系,巴特將書寫服裝分為:A組(服裝與世事)和B組(服裝與流行)兩組意指關系。對A組(服裝與世事)來說,服裝是能指,世事是所指,主要指服裝的樣式、布料、顏色的變化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場合、職業、狀態、方式等世事的變化。在B組(服裝與流行)中,服裝是能指,流行是所指,主要描述服裝的布料、顏色、樣式的變化,或者是對某種價值的肯定,而不關乎任何世事情境。如此看來,A組和B組的區別主要就在所指之間的區別。在A組中,所指(世事)有其自身的表達方式;而在B組中,所指(流行)與能指是同構的,它們是同時“被言說的”,也就說,所指不能脫離其能指而存在。因此,巴特只對A組的所指結構進行分析,并將它細分為平常單元和獨創單元兩種類型。所謂平常單元是變動和重復的,例如:下午、晚上、春天、雞尾酒會,可能是衣服穿著時真實功能的寫照。獨創單元通常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意象,意味著一個夢幻般的世事……充滿著復雜的、喚起的、罕見的和難忘的偶遇”。巴特以平常語義單元的句法為例,將其分為AUT關系、ET關系和VEL關系。其中AUT關系是指所指結構相互矛盾的關系,如“條紋法蘭絨或圓點紋布,取決于早晨穿還是晚上穿”。在這個句子中,通過能指變化來判定所指是“早晨”還是“晚上”,只能二選一。ET關系是一種累積關系即“綜合了各種獨特的、實際的、偶然的、經驗的情境”。如“這件絲綢旗袍適合夏天在蘇州穿”由限定詞“蘇州的夏天”限定。VEL關系既是矛盾的,同時又是包容的。例如“一件適于城市或鄉村穿的毛衣”。其所指“城市或鄉村”是對立的,但能指“毛衣”是不偏不倚的。經過深入地分析后,巴特發現所指結構從AUT關系到ET關系或VET關系的轉化,形成了相關對立的中性化。中性化系統是通過流行所指結構中建立起來的,巴特將這個系統比喻為金字塔,其基底是由大量相關對立組成的(早晨/下午;夏天/冬天/秋天/春天;城市/鄉村/山區;隨意/正式;大膽創新/樸實無華,等等),而其頂端,只有幾個對立(白天/夜晚;戶外/屋內)。從基底到頂端是中性化轉換的整個場所。所指系統從AUT關系到ET關系或VET關系的轉換是在中性化的影響下更改其內部結構,形成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巴特強調“意指作用在一段時間內是強烈的,但在持續期卻趨于崩潰。然而,它又并未完全分解:它屈服了。這意味著,流行實際上擁有一個雙重的所指體制:在語段上各不相同,變化的,特殊的所指,一個充滿著時間、地點、場合和特征的豐富世事;在系統層面上的零星所指,以強烈的‘普遍性’為標志。”

(三)符號的結構

在符號的結構分析上,巴特強調服飾符號不是服飾能指或所指單方面起作用的結果,而是它們之間關系的表現即意指關系作用的結果。簡言之,服飾符號的意義是經由能指和所指關系來確定的,關系中的任何單一要素都不能確定。“意義是復合的,不是單一呈現的”。換言之,亚博提款出款能秒到账應該對服飾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要素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在索緒爾看來,最初語言符號的基本特征是任意的、無理據的,一旦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建立后就約定俗成,之后便不可輕易變換,因此語言符號又是有理據的。然而,在流行體系里,巴特發現時裝符號與語言符號存在較大差異。時裝符號在語言結構中是任意性,它不受社會規約的限制,而是憑借時裝集團的絕對權威,或者,在書寫服裝中,受時裝雜志編撰的約束。在流行結構上,時裝符號的產生并不是逐漸演變的,它的產生是突然的,不在每年規定的范圍內運作。在流行的時間上,時間的線性被打破,遵循錯綜復雜的循環時間,不再受到時間的限制,它是永恒的新。在流行系統中,時裝符號即便脫離了時尚語言系統,它仍然具有交流的權力,因為不時尚也是流行符號網絡體系中的一部分,這除了在道德上帶來羞辱感外別無其他。因此,巴特說:“流行是至高無上的,其符號是武斷隨意的。”如果說語言符號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契約行為,那么流行符號就是一種武斷的專制行為,這種流行符號的專制行為使其發展出了一套較完整的規則和事實修辭體系。

03

時裝修辭系統的分析動機

《流行體系》中對修辭系統的分析,可看作巴特《零度寫作》和《神話學》相應分析的延伸和拓展,且相比之下更為系統。巴特借用葉爾姆斯列夫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理論,分析書寫服裝的層級關系。葉爾姆斯列夫將符號系統分為表達層(E)和內容層(C),它們之間的關系用R表示,這個符號系統可表示為ERC。在時裝符號系統中,巴特將表達層看作能指,將內容層視為所指,能指與所指組合的第一系統為真實服裝,若第一系統的符號作為第二系統的所指(C)與能指結合構成新的符號,這是直接意指,若第二系統的符號作為第三系統中的能指與所指構成新的符號,則是含蓄意指。就此而言,含蓄意指的能指是由直接意指的所指和能指結合提供的,因此,含蓄意指符號的能指本身就是一個意指系統,圖示如下:

在《符號學原理》中,巴特將含蓄意指的能指稱為修辭學,其所指稱為意識形態。他指出:“意識形態是含蓄意指之所指的形式,而修辭學則是含蓄意指的形式。”這個看法成為巴特文化意指闡釋的基礎,因為“文化意指(含蓄意指)分析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研究和修辭學研究”。在具體分析中,巴特用服裝修辭系統來取代含蓄意指,并將它細分為能指的修辭、所指的修辭、符號的修辭三個部分,這三種修辭擁有同一類型的能指和所指,前者是服飾寫作,后者則是流行理念。所以研究服裝修辭系統的關鍵就是分析含蓄意指:如果要分析流行理念則必須分析含蓄意指所指(意識形態),而要揭示含蓄意指的意識形態,就需要對形成含蓄意指能指的那個直接意指進行分析。總而言之,與語言系統相比,時裝修辭系統的結構較不穩定,它的能指是一種扭曲和變形,常常將意義偽裝起來以自然狀態呈現而不易察覺。

如果說時裝修辭系統的具體分析十分形式化與抽象化,那么巴特對時裝集團指導時裝修辭系統動機的論述則富有現實針對性。時裝集團殫精竭慮于時裝修辭系統,其最終目的可歸結到購買價值上。在《流行體系》的序言中,學者于范犀利地指出巴特將書寫服裝看作是制造流行的神話系統,具有明確的商業目的,其意圖并不是要提供一種制作時裝的樣式,而是突出了時裝交流信息的作用。巴特把時裝雜志看作制造流行的機器,而這種流行神話則是大眾傳媒通過文字修辭制造出來的“虛幻”現實,其根本目的無非是追求經濟利益。亚博提款可以秒到也許能從大量的時裝雜志或廣告中領悟到這一點,聰明的商家總是善于利用書寫服裝的修辭系統,給消費者輸入各種商品實用價值背后的各種符號意義,制造各種品牌的神話,引發人們自覺或非自覺地追求購買的欲望,從而使消費者找到一種屬于自我的感覺體驗或自我存在的“價值”。因此,時裝集團為了鈍化消費者精于計算的意識,它們不得不利用時裝修辭系統給時裝事物罩上一層神秘的意義面紗,從而給時尚主體帶來某種美好的幻想,體現了符號敘述的欺騙性。事實上,人類從頭至尾都在談論些虛假的、想象的事情。同時,巴特認為這種欺騙與生活水平息息相關。例如,對生活水平高的人而言,他們擁有更多的機會或渠道獲得最新流行訊息,這樣直接意指就能滿足他們重獲時尚的權力。相反,對經常買不起衣服人而言,直接意指在此將變得毫無意義,這時就需要含蓄意指系統來補償直接意指的無用性,含蓄意指的作用在于制造一個烏托邦的夢想。也就是說,越是生活水平較低的人,就越需要借助含蓄意指即華麗的、含混不清的辭藻達到真實與幻象的交換。如他所強調的,“一個功能越是神秘(通過將其偶然性夸大),它對符號的偽裝就越強,其功能越是要求絕對服從,符號就越要讓位于明顯經驗性的用途”。同理,一個符號的偽裝性越強,就越能體現物件功能的神秘性,服裝修辭給流行符號以現實的保障,同時為享樂觀念找到借口,它試圖用語言的虛假性本質來替代人造物品,從而制造一個消費神話。可以說,由語言修辭不斷建構出來的意義才是消費者購買欲望的內在推動力。

04

對時裝符號思想的評述

在《流行體系》中,巴特采用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分析服飾符碼,撇開了日常服飾活動中的具體社會情境與事件。這種把一切現象歸于語言的處理方法成為范式,之后的理論家不僅沿用了這種方法以進一步分析時尚,也用類似的方式用于其他符號系統,成為文化符號學者普遍選擇的一種研究范式。不過,這種研究范式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巴特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運用到時尚研究中,不涉及時尚的歷史淵源,也無意討論時尚對現實生活的意義,而是試圖把它從日常生活情境抽離出來,建構一個封閉的、理想化的時尚理論系統。這種脫離現實世界的結構主義方法有些可疑,就像布爾迪厄批評的那樣:“結構主義仍然與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卻假定自己獲得了認識事物的一個優越的位置。”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疏離讓巴特系統分析時尚符號卻錯失了對時尚符號化的批判,其后列斐伏爾正是由此入手批判時尚抽空主體的身體、拋棄內容,成為脫離現實服飾的純然符號。其次,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過于關注共時性。盡管共時性是文化與符號研究的重要角度,但正如“時裝”這一中文詞所示,關鍵在時間性或者說歷時性。而忽視歷時性難免“取消了時尚的本質,即短暫性”。最后,雖然巴特研究初始就區分書寫服裝與真實服裝,但實際研究中常常混淆二者,導致部分論述含混不清、難以理解。這或許由于他研究的既不是生活中的真實服裝,也不純粹是書寫服裝的語言,而是服裝向語言的轉化,是實物系統向語言符號系統的轉化。某種意義上,這種介于符號學與語言學之間的轉化研究背離了符號學對清晰性與形式化表達的訴求。

(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1.12-1980.3.26)作為法國思想家、社會學家、社會評論家和符號學家,因在《時尚的系統》(The fashion System1967年出版)一書中提出獨特的理論改變了時尚研究的走向而被冠以“時尚思想家”的美名。)

(花間挹香 2020-01-20分享收藏)